小红说想多读点书时，眼里那点亮闪闪的光，像根细针似的扎在我心上。我忽然就想起自己那半截子高中生涯——红本本上印着“高中毕业”，可正经坐在教室里听数理化的日子，加起来未必够三个月。大半时间都在学工学农，要么就是扛着木枪在操场上正步走，如今回想起来，脑子里除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剩下的全是田埂上的泥和工厂车间里的机油味。
“是该充充电了。”我跟自己说。没过几天就报了夜校，语文、英语、写作，一星期三个晚上，哪个都舍不得落。班主任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先生，第一次点名时念到我名字，抬头看了我一眼：“哦，厂里来的？不容易，好好学。”我当时坐得笔直，心里那点劲头，比当年第一次领到工资时还足。
英语班的同桌是个姑娘，姓林，叫林婉，在第一医院当药剂师。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身上那股干净劲儿，跟我们厂里的女工完全不一样。白衬衫总是熨得笔挺，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细白的手腕，鼻梁上架着副细框眼镜，看书时会微微蹙眉，睫毛在镜片后投下一小片阴影。她不像别的女学员那样爱扎堆说笑，下了课要么低头整理笔记，要么就抱着书本安安静静地走，像株不声不响的兰草。
我们同桌坐了半年，说过的话加起来恐怕超不过五十句。我不是故意疏远，是真怕跟姑娘打交道。厂里的仓库主管王哥也在这个班，就坐在我后排，总趁课间戳我后背：“你跟你那同桌，是庙里的泥菩萨吗？半年了没见你们说过话。”我头也不回地翻着英语课本：“怕说错话，累得慌。”王哥在后面嗤笑一声，我却没说谎——对着林婉那样的姑娘，我总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没处搁，生怕哪句话糙了，哪举动鲁莽了，招人嫌弃。
那天出事前，我正为了一个英语从句熬得脑袋发涨。下班时走到张家弄口，卖酱鸭的文婶突然拽了拽我的胳膊，声音发颤：“木子，刚才有个男青年，拿把刀，问你在哪儿……好多人看见，都不敢告诉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拿刀找我？我在外头打架是常事，但都是拳头底下见输赢，从没动过家伙，更没跟谁结下这么深的仇。再说我向来嘴严，出去跟人起冲突，从不报家门，更不说自己在哪上班，对方怎么会摸到张家弄来？
“什么样的人？”我压着嗓子问。
“比你矮，留着小胡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还穿件花衬衫……”
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没印象。管他是谁，找上门来总得见分晓。我没再耽搁，拔腿就往家跑。推开院门时，我娘正在灶台前忙活，见我气喘吁吁的，问了句“咋了”，我含糊应了句“没事”，转身就往房里钻。从床底下摸出两把磨得锃亮的刀，插在腰后，又抓了两对钢球塞进裤袋——这是我打架的老规矩，拳头先招呼，对方有家伙我就抽刀应付，能放倒几个是几个，钢球是最后若打输了逃命时偷袭的。
刚要出门，院门外突然传来喊声：“哥！哥！”是张文君的弟弟三军，这小子才十六岁，却比谁都爱凑热闹。他跑到我跟前，一脸急色：“刚才南门头的‘大公鸡’找你，说你抢了他女朋友，让你晚上八点去铁路公房大门外等着！”
铁路公房？我心里猛地一沉。小红就住在那里。难道……她有男朋友？有男朋友还整天往我这儿跑，跟我扯东扯西，这算什么事？一股火气顺着喉咙就往上涌，烧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没跟三军多废话，转身回家扒了两口饭，换了把更长的刀，又揣了两个钢球，心里憋着股狠劲：真要是为了小红，今天这架，也得打出个明白来。这是我自己的事，连平时总跟着我出去“平事”的小毛逼，我也没叫——要是真让小伙伴看见，我为了个有主的姑娘跟人动刀子，那脸可就丢到姥姥家了。
临走前，我又找了个布包，装了满满一包石灰粉——谁知道那大公鸡会带多少人来？多一手准备总是好的。还把一根胳膊粗的铁棍捆在自行车后架上，检查了一遍车链，跨上去时，车把都被我捏得咯吱响。
过洋桥洞刚骑过两个路口，就见沈琪和苗黑皮在路边抽烟。沈琪眼尖，老远就喊：“哎！你急吼吼地往哪冲？”我捏了刹车，把事儿简单说了说。沈琪把烟蒂一扔：“我跟你去。”苗黑皮眯着眼吸了口烟，慢悠悠地说：“别急，那大公鸡我认识，我去跟他说道说道。你听我的，别先动手，他要是不给脸，咱再并肩子上。”
到铁路公房时，离八点还差十分。路灯昏黄，照着光秃秃的路牙子，远远就看见大公鸡站在公交站牌下，身边跟着三个男的，一个个吊儿郎当的，手里都没拿刀，却揣着手，眼神不善。
我们在对面面的马路牙子上，他们走了过来，老远大公鸡就作抽家伙动作，我赶紧冲上一步，刀柄已紧握在手，苗黑皮一个大步跳到我身前，喊了声谁也别动。跟着对大公鸡拍了拍肩膀，把他拉回对面马路牙子上，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那两人凑在一块儿嘀咕，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我们这边，我和沈琪就靠在自行车上，也抽烟，谁都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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