捎带着扯到了家里人。
我从小就不喜欢骂人，听着那话像针似的扎耳朵。一开始忍着，可他骂起来没个完，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火“腾”地就窜上来了。管他比我结实呢，打过了才知道谁狠！我把手里的抬杆往地上一戳，顺手抄起来就朝他抡过去——那抬杆是根硬木杆，平时用来抬预制板的，沉得很。“砰”一声，正砸在他腰背上，他“哎哟”一声，没等反应过来，就直挺挺栽倒在地。
我心里头还憋着气，看也没看他，转身就往楼梯口走，想下楼歇口气。没料到他躺在地上不老实，伸手捞起我刚才丢下的竹竿——就是拌沙浆时搅和用的细竹竿，“嗖”地就朝我扔过来。
那会儿我刚跨上脚手架的横梁，正想往下跳到地面，腿弯子冷不丁被竹竿绊了一下。“哎哟”一声，重心顿时没了，整个人往前扑出去，“咚”地一声摔在地上。脑袋先着的地，撞在垫着的毛竹上，一阵懵，紧接着就觉得额角发烫，伸手一摸，黏糊糊的——血下来了。
巧的是，工头正好走进工地，看见我栽在地上，额角淌着血，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小兔崽子！怎么回事？”他也没再问缘由，架起我就往斜对面的地建医务室送。
医务室的医生拿酒精棉擦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脑子里嗡嗡响，忽然想起平时看母亲医学书里的话，就照实说：“头晕，想恶心，想吐。”
建筑队的医生听了，又翻了翻我的眼皮，初步诊断是轻微脑震荡。工头在旁边看着，他只瞧见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又是在上班时间，没多问就往诊断书上填了“工伤”俩字。医生开了张病假单，让休息一个月，工头签了名，递给我：“回去歇着吧，工资照发。”
我捏着病假单，心里头竟有点窃喜——啊哈，不错啊，还能带薪休假。
那个被我打了的师傅，后来也赶来了医务室。他见我额角包着纱布，脸色发白，估计也吓着了，没敢提打架的事。我心里门儿清：他要是敢说，这工伤就不算了，他得赔我医药费和误工费，他哪儿敢？
晚上他还特意送我回家，一路跟我道歉：“兄弟，对不住，我嘴贱，不该骂你。”又说，“你火气也太旺，我这体格算结实的，换个人，你这一棍真能打残。”说着，他把上衣脱了，后腰背那儿一片青紫，肿起老大一块，看着确实吓人。我没吭声，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
就这么着，一个冬天没去工地，工资倒领了三个月。父亲拿着我领回来的钱，总觉得不自在：“这不是占人家单位便宜吗？”
过了年，二月底，他抽了个空，带我去了蚕种场，找倪福生场长。
倪场长家在春波桥下，我们去的时候，他家正吃饭。倪场长见了父亲，笑着往屋里让：“来得巧，没吃吧？坐下一起垫垫。”父亲也没客气，拉着我就坐下，蹭了顿晚饭。
饭桌上，父亲给倪场长递了根烟，笑着说：“老倪，跟你说个事。我家这小子，在家闲得慌，天天晃荡也不是事儿。你看能不能在你们场里安排个活儿，临时的就行，让他动弹动弹。”
倪场长扒了口饭，看了看我，开玩笑的说：小家伙长得挺帅的嘛，要不咱结个亲家，看上我家哪个丫头说一声，我环视了一下他家的三个女儿，不敢恭维，低头不语，我想不会拿工作胁迫我吧，我宁可不工作。
他琢磨了会儿，接着点头说：“行。让他明天来上班吧，就去看护竹林。”
蚕种场在火车站对面有一大片竹林地，中间有条小路，直通螺丝滨那边。
我们的值班室就在小路中间，是间茅草屋，四处漏风，却也清净。本来有两个人在那儿看守，一个是老沈，五十来岁，话不多；一个是老戴，看着年轻，后来才知道，是新三届安排工作的，比我大不了几岁。我去了，就跟他们俩轮班。
说是看守，其实多数时候就是在草屋里喝茶、抽烟、聊天。老沈偶尔会拿个锄头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杂草，或者竹子倒了没。我和老戴年轻，懒怠动，多数时候就缩在屋里，听老沈讲些过去的事。他们知道我是场长的关系塞进来的，对我也客气，没让我干啥活，倒挺关照。
进了三月份，天气渐渐暖了，东风一吹，春雨一下土里的春笋“噌噌”往外冒，尖儿顶着嫩黄的笋衣，看着喜人。这时候就忙了，得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怕有人偷挖竹笋。我们分成了三班倒，老沈和老戴上“铁路班”，就是按铁路上的班次来；我呢，一天白班，一天夜班，随便倒。我心里清楚，我就是个摆设，他们俩也没指望我真能看住啥，不过是给我个差事混日子。
那段日子倒也清净，可最好玩的事，是捉奸。
那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可人心未必都安分，花心的、偷情的事不算少。
那会儿去旅馆开房，不光得花钱，还得要身份证明，查得严。那些不敢光明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