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走后的第二天，阴沉的天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镇子的屋顶上。屋子里的香烛味还没散，门口的青石板就被一串又一串的脚印踏湿了。
先是双桥镇的表姑婆，挎着个蓝布包袱，身后跟着她那总是低着头的儿子二官，进门就往灵前跪，抽噎声混着灶间飘来的水汽，在屋里弥漫开来。没多久，姨妈和姨夫也来了，姨妈眼睛红肿得像桃，攥着母亲的手就没松开过，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就走得这么急。
最热闹的是嘉善来的表姨家，一条乌篷船就停在码头边，表姨父撑着篙，表姨抱着最小的孩子，身后跟着三个半大的娃，像是把半个家都搬了过来。最后到的是外公老家李家埭的侄子，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土布褂子，拘谨地站在门口，给外婆磕了头，就默默地帮着搬院子里的柴火。
屋子里一下子挤满了人，说话声、脚步声、偶尔响起的啜泣声交织在一起，倒让这悲伤的院落有了点活气。只是这活气里，总缺了一角——外婆娘家那边，自始至终，连个影子都没出现。外婆坐在炕沿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谁也没提，可那沉默里的寒凉，连我都能觉出来。母亲说，这就算是所有沾亲带故的都到齐了，该送外公最后一程了。
第三天出殡，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挤满了帮忙的人。按照老规矩，棺材该由儿子或孙子抬头，可外公膝下只有母亲和姨妈两个女儿，族里人商量了半天，最终把我推到了前面。这孩子是大外孙，跟亲孙子一样。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我就被按在了棺材前头的位置，手里攥着冰凉的杠子。抬脚的是外公的侄子，那个从李家埭来的拘谨汉子，他比我高了两个头，腰弯得像张弓。
刚把棺材抬到楼梯口，一直默不作声的外公的妹妹突然喊了声。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棺材边：嘴里没放银子和茶叶，到了那边怎么说话？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小包，非要亲眼看着放进外公嘴里才肯让走。
我那时才八岁，小小的身子扛着那么重的分量，骨头都像要被压断了。脖子酸得直打颤，胳膊早没了知觉，实在撑不住，悄悄抬起膝盖想顶一下杠子歇口气，膝盖刚碰到木头，旁边就伸过来一只手，稳稳地托住了杠子的另一头。是二官表叔，他比我大很多岁，脸上已经没有稚气了，那只手稳得很，冲我轻轻摇了摇头，示意我别乱动。
好不容易等红布包放进了棺材，众人喊着号子继续往下挪。老房子的楼梯是木头做的，踩上去作响，像是随时会散架。下面有人抬着，旁边有人扶着，还有人专门用手托着楼梯板，生怕哪块木头承受不住这重量。手忙脚乱中，棺材终于一点点挪下了楼，放进早已备好的外棺里，再往门外抬时，我两条腿都在打晃，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
那会儿镇上已经提倡火化，红卫兵前两天还来过，说必须按新规办。大运动正紧，谁心里都揣着忐忑，怕走着走着就被拦下。父亲站在最前头，眉头紧锁着，却还是沉声道：走，有事儿我担着。
出了大门往东走，百十米外就是轮船码头的弄堂。往下到船上时，又是一阵忙乱。一条船载着外公的棺材和我们一家人，另一条船载着所有亲戚，两条船一前一后，慢慢驶出了镇子，朝着李家埭的方向去。
乡下的泥土是湿的，带着青草和腐烂叶子的气味。棺材入土时，我听见泥土砸在木板上的闷响，一下，又一下，像是敲在心上。最后一抔土堆上去，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外公就真的被埋在了这里，再也看不见了。
回镇子的船上，谁都没说话。水波拍打着船帮，单调的声音里，我好像听见母亲在偷偷抹眼泪。那时候我还不懂，外公这一没，不光是少了个疼我的老人，像是家里的顶梁柱被抽走了一根，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
外婆是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外公在时，她手里握着全家的开销，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可外公一走，她就没了经济来源。那天晚上，她把母亲叫到里屋，半天没说话，最后才叹了口气：你爸走了，我手里没进项了，没法再帮你撑这个家了。
母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妈，我知道
往后，家里的钱你自己管着吧。外婆的声音很轻，却像块石头落进水里，四个孩子，还有你俩，日子该紧巴了，省着点过。
她这话，是把当家的担子，彻底交到了母亲手上。我们家那时已经有四个孩子，加上父母，六张嘴要吃饭。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本就微薄，以前有外公偶尔补贴，尚可维持，如今全靠那点薪水，日子的艰难，光是想想就觉得喘不过气。
可谁都没想到，更大的难处还在后面。
父亲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别说人，连个捎生活费的信都没有。母亲一开始还安慰我们，说父亲在余新公社忙，说不定是走不开。可眼看着米缸见了底，油罐也空了，连买菜的钱都凑不出来，母亲终于坐不住了。
我得去余新看看。她红着眼睛，把最小的弟弟托付给邻居让外婆管着妹妹，姐姐大了自己能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