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学校里那些女同学，总爱叽叽喳喳说些没营养的闲话，今天说谁的辫子梳得不好，明天笑谁的鞋子沾了泥。或许真像我后来想的，读书时班里的女生大半比我大，早就习惯了跟比自己成熟的人说话，觉得她们眼里的世界更清楚些。又或许，是张师傅总把我当小孩护着，反倒让我更想靠近那些能平等聊天的人，像在闷热的棚子里，忽然吹来一阵敞亮的风。
夏末的雨一场比一场凉，汽水窗口前的队伍渐渐短了。九月初的一天，张师傅把最后一叠汽水票收进抽屉，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去食堂报道吧，汽水季过了，那边缺人手。”
食堂比汽水棚子热闹十倍。蒸汽裹着饭菜的香味在大厅里弥漫，像团化不开的云；瓷砖地上永远沾着油星子，刚擦完就被来往的师傅踩出一串脚印，像幅不断变化的画；打菜的窗口前，师傅们操着各地方言喊着“多来点肉”“要两勺白菜”，声浪能掀翻屋顶。我每天的活计像走马灯：天不亮就起来和面团，手心被碱水蚀得发疼；蒸馒头时要盯着蒸笼的火候，稍不注意就蒸出一笼夹生的；开饭时站在打菜窗口，手里的勺子得端平，不然就有人喊“偏心”；收摊后还要蹲在地上擦油腻的桌子，抹布擦过的地方，能映出模糊的人影。
最累的是背大米。二百斤的米袋往背上一压，膝盖都得打颤，像驮着块千斤重的石头。第一次背的时候，我咬着牙直起腰，居然没觉得多沉，心里还犯嘀咕：这就是大人说的重活？第二趟我逞能，非要一次背两袋。米袋刚搭上肩，我就知道错了——像两座小山压下来，骨头缝里都透着疼，腿肚子转着圈地抖，胸口像是被塞进块烧红的铁，喘口气都觉得嗓子要冒烟。我死死盯着前面的米仓，一步一步挪过去，每走一步，水泥地都像在晃，耳朵里嗡嗡响。放下袋子时，整个人顺着墙滑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冷汗把衬衫都浸透了，贴在背上凉飕飕的。
后来有人问我怎么不再试一次，我抹了把汗笑了：“试一次就够了，命比面子金贵。”
打菜窗口最能看出人的性情。我总觉得工人师傅们干了一天重活，得多吃点才有力气，手里的勺子就没个准头，白菜帮子多舀一勺，土豆炖肉里再埋块肥肉，像在偷偷给他们塞点甜头。有次主管就站在我身后，我看着窗口那个老师傅眼巴巴的眼神，像只饿坏了的老黄牛，还是把半勺菜添成了满勺。
下午开会，主管把我拎出来点名：“木子，你这么打菜，食堂早晚得赔本关门！”
我心里不服气，小声嘀咕：“二分钱的菜卖五分，多给点怎么就赔了？”
旁边的老李师傅偷偷捅了我一下，低声说：“傻小子，不算人工水电啊？主管的工资从哪儿来？”
我没听劝。第二天打菜，勺子该多满还是多满。师傅们冲我笑的时候，眼里的暖意比拿到工资还让人舒坦，像在寒天里喝了碗热汤。没过几天，老李师傅叹着气跟我说：“上头有人说你了，再这么着，怕是要卷铺盖了。”
我把手里的抹布往桌上一扔：“走就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
周围的人都笑了，说我年轻气盛，脑子太直。可我觉得，有些事比保住一份临时工的活计更重要，就像小时候娘教我的，待人得实在，不能看人下菜碟。
果然，一周后我被调到了锅炉房，三班倒，干一天休两天。这活儿看着糙，我倒觉得自在。锅炉房里轰隆隆的，煤烟味呛得人直咳嗽，却没人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只要把煤添够，保证蒸汽供得上就行。闲下来的时候，我就琢磨着怎么把煤撒得更匀，练了半个月，一铲子煤甩出去，能在炉膛里铺得像筛过似的，厚薄均匀，连烧了十几年锅炉的老王师傅都竖大拇指：“这小子，手上有活儿！”
食堂的人路过锅炉房，总爱进来烤个红薯，边等红薯熟边跟我聊天。老李师傅就常说：“你啊，就是犟得像头驴。领导说啥听着就是，非较那个劲干嘛？”
我把烤裂皮的红薯掰开，热气腾腾的甜香冒出来，像藏了个小太阳：“李师傅，我要是改了这性子，怕就不是我了。”
他摇摇头笑了，没再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块他自己腌的萝卜干，咸津津的。
一天，我回家看到父亲坐在藤椅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滋滋”响。他见我进来，磕了磕烟灰说：“过段时间石油机械厂可能要招工，去那儿上班咋样？地点近，出门三分钟就能到，学点手工技术，以后能活命。去学白铁工吧，轻巧点。”
我问：“学徒那有没有薪水呢？我听外婆说，以前她家的学徒是包吃包住，没有薪水的。”父亲弹了弹烟灰，说：“现在不一样了，学徒有学徒薪水的，‘月薪16元，米贴2元’，够你自己嚼用了。”
心里那点刚对锅炉房生出来的归属感，一下子凉了半截。18块钱，够干什么的？买双新球鞋得8块，给娘扯块做褂子的布要5块，剩下的钱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
我跟爸说不想去，我还是做我的开票工吧，至少能养活自己。他坐在藤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