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腰肢的曲线。尤其是站着递汽水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像株被风吹过的芦苇，看着柔韧，却有股子折不弯的劲，一点不像常年干粗活的人。
变故出在一个下午。那天云特别淡，像被太阳晒化了，柏油路被烤得冒热气，脚踩上去都发黏。车间里的工人换班，棚子前排起了长队，汗味混着机器油味飘过来，闷闷的。我正帮着沈子平数票子，忽然听见张师傅喊了声“下一个”，抬头就撞进一双亮闪闪的眼睛里。
是个女工，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晒得有点红，像涂了层淡胭脂。她辫子编得紧实，发尾系着块红布条，风一吹就轻轻晃，像只停在辫梢的红蝴蝶。额前的碎头发被汗濡湿了，贴在光洁的脑门上，倒显出几分俏皮。她递票的时候，手指在票面上轻轻敲了敲，声音像浸了凉水，清清爽爽的：“两瓶橘子的，麻烦了。”
我接过票的手顿了顿，不知怎么就多问了句：“今天这么热，不多领两瓶？”
她笑了，嘴角边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盛着点阳光：“车间里不让多带，说怕影响干活。”
“偷偷揣包里呗，”我拿起两瓶汽水递过去，瓶身的水珠沾在手指上，凉丝丝的，像触到了她的笑意，“我看王师傅他们都这么干，揣在后腰上，凉飕飕的，干活都有劲。”
她被我逗笑了，没接汽水，反而往窗子里探了探头，辫子上的红布条扫过窗台：“你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
“来了快半个月了。”
“我在包装车间，”她指了指厂区深处，那边竖着个高高的烟囱，“离这儿远，平时不怎么过来。”
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她站在太阳地里，红布条在辫梢晃来晃去，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她也没擦，就那么笑着听我说话，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催，喊着“快点快点，渴死了”，她才接过汽水，临走时回头冲我摆了摆手，红布条在空中划了个弧线：“明天我再来。”
她刚走，张师傅手里的铁夹子“哐当”一声砸在桌子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脸色沉得厉害，眼角的白斑像是凝了霜，没了平时的活气。“你怎么那么贱啊？”她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狠劲，像冰锥子扎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长这么大，还没人用这种词骂过我。我攥着手里的票子，指节都发白了：“张师傅，您这话过分了。”
“过分？”她往前凑了凑，房顶的吊扇吹得她额前的碎发乱动，“你知道她是哪儿人？江北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那时候本地人眼里，江北人就像贴了标签，穷、野、不讲理，是长辈们千叮万嘱要避开的群体，仿佛沾了边就会惹上麻烦。我看着张师傅眼里的急劲儿，像看着自家长辈护犊子，心里那点火气慢慢消了，反倒有点说不清的委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她笑起来挺甜的……”
“所以你就鬼迷心窍了？”她抢过我的话头，铁夹子在票本上重重一磕，“江北丫头片子精着呢，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哄得你晕头转向，最后卖了你都不知道！”
我没再吭声。知道她是好意，怕我吃亏，可那句“贱”字像根刺，扎在喉咙里难受。我是临时工，她是负责人，真闹起来，走人的肯定是我。沈子平在旁边低着头记账，铅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谁也没敢接话。
可第二天下午，那个女工真的又来了。还是站在太阳地里，还是笑盈盈的，手里捏着两张汽水票，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儿。“今天能多聊两句不？”她晃了晃手里的票，辫梢的红布条跟着颤，“我跟组长请了十分钟假。”
我看了眼正在低头记账的沈子平，他笔尖顿了顿，没抬头；又瞥了眼靠在门框上抽烟的张师傅，她的烟圈慢悠悠地飘，没看这边。喉咙发紧，却还是点了点头，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
那天我们聊了车间里的趣事——包装机总爱“吃”塑料袋，每次卡壳，男工们就得手忙脚乱地拆机器；聊了厂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她的绿豆冰棍总比别家多放半勺糖；甚至聊到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她在江北老家爬的是槐树，我在这边爬的是榆树，都说槐花香比榆钱甜。她说话时总带着点北方口音，“四”和“十”分不太清，听着格外有意思，像在听一首生僻的歌谣。她走的时候，张师傅把烟头摁在脚底下碾了碾，冷不丁冒出一句：“看到没有？天天来找你，你以为是好事？我跟你说，她比你大两岁。”
“大两岁怎么了？”我没忍住回了句，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执拗。
“怎么了？”张师傅眉毛竖了起来，铁夹子往桌上一拍，“女大两，不是福是祸！再说她还是江北的，你妈要是知道了，能饶了你？打断你的腿！”
我没再跟她争。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挠着，痒痒的。为什么喜欢跟她聊天？或许是她说话时那种笃定的样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