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刘光天习惯了早起，天刚蒙蒙亮就醒了。
同屋的陈小军还在酣睡，打着轻微的呼噜。
刘光天轻手轻脚地洗漱完，穿上那件厚毛衣——南方的清晨湿冷确实透骨——走出了招待所。
招待所所在的这条街似乎已经醒了。
路边早点摊冒着热气，卖的是他叫不上名字的粥粉面点，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猪油、米香和淡淡甜酱油的味道。
人们的衣着比北京街头似乎更杂一些，虽然仍以蓝、灰、黑为主，但偶尔能看到色彩稍微鲜艳一点的围巾，或者样式略显不同的衬衫。
自行车铃声叮当作响，行人步履匆匆，说的全是那种咕哝快速、让他如听天书的粤语。
他慢慢走着，观察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多是骑楼，下面是人行道，可以遮阳避雨，上面住人。墙面斑驳，带着岁月的痕迹，很多窗户外面都挂着晾晒的衣服。
这与后世记忆中那个高楼林立、光鲜繁华的广州天差地别，但却有种扑面而来的、真实而浓烈的生活气息。
一些店铺已经开了门，卖日用杂货的、修钟表的、裁缝铺，还有……他停下脚步，看到一家小小的电器修理行，橱窗里摆着几台旧收音机，还有一台外壳斑驳的旧风扇。
这与北方供销社里崭新却稀少的商品陈列完全不同。
他走到一个卖“及第粥”和肠粉的摊子前，摊主是个系着围裙的干瘦老头，用憋脚的普通话问：“同志，食乜嘢？（吃什么？）”
刘光天指了指旁边人正在吃的、热气腾腾的粥和那盘看起来滑嫩的东西。
“这个，各一份。”他递过去粮票和钱。
老头麻利地盛粥、切肠粉。
刘光天端到旁边矮桌上坐下，学着别人的样子，往肠粉上淋了点酱油。
入口软滑咸鲜，粥则熬得糜烂，里面有猪肝、肉丸，味道鲜美浓郁。
是不同于北方的味道。他慢慢吃着，耳朵却竖起来，听着周围食客的闲聊。
可惜，几乎全是粤语，他听得云里雾里，只偶尔捕捉到几个类似“工厂”、“价钱”、“过海”这样的词汇。
“过海？”他心里一动。
这指的是去香江吗？
看来这边的情况可比四九城那边要特殊许多，毕竟这边可是离得近，这些词儿在北方可都是听不见的。
不过，他暂时按下了心里的悸动，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他还有公事要去完成。
“……”
接下来的两天，刘光天跟着周副科长和采购科的人跑了几家相关的机械厂和零配件供应商。
工作上的事他不懂，只管开车和帮忙搬运一些不重的样品箱。
他依然话不多，勤快踏实，让周副科长很满意。
但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观察和倾听上。
他注意到这边工厂里的机器有些确实更老旧，但工人们做事似乎节奏更快，车间里也略显杂乱。
接待他们的人，言谈间除了公事，偶尔也会隐晦地提到“外汇券”、“出口指标”之类的词。
街上，他已经看到了不止一处偷偷摸摸、见人就压低声音问“有无外汇券换？”
“要电子表唔？”的“企街”（站街）人影。
这一切都暗示着，这里的空气里，除了潮湿，还弥漫着一种无形的、躁动的东西。
第三天下午，他们要去一家位于城西的螺丝厂看样品。
车开到半路，老解放突然吭哧了几声，熄火了。
刘光天试了几次打不着，判断可能是油路有点小问题。
“周科长，张同志，稍等一下，我下去看看。”刘光天跳落车，掀开发动机盖。
陈小军也赶紧拿着工具箱下来。
问题不大，一个油管接头有点渗油，估计是长途颠簸松了。
刘光天让陈小军守着车，他记得刚才路过不远处好象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也许能借到工具或者买到点密封垫片。
修车摊就在一条窄巷口，摊主是个老师傅，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什么。
刘光天用尽量清淅的普通话比划着名说明来意。老师傅听懂了，从一堆旧零件里翻了翻，还真找出个差不多能用的铜垫片。“两毫子。”（两毛钱）
刘光天付了钱，道了谢，正要转身离开，旁边一个蹲着看修车的中年男人忽然开口，说的是带着浓重粤语口音、但能听懂的普通话：
“同志，北方来的？听口音象。”
刘光天转头看去。那人大概四十出头，穿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但脚下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头发梳得整齐，脸色有些疲惫，但眼睛很亮，带着一种走南闯北的世故和精明。
他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香烟，正打量着自己。
“是，北京来的，出差。”刘光天点点头，语气平和。
“开车来的？解放牌？”中年人看了一眼巷子口外停着的卡车，上面还有北京的牌照。
“对。”
“跑长途，辛苦。”中年人站起身，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