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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之上，凡遇政务争论，他必引《诗》《书》《礼》《易》为据，言必称三代之治，动辄以“圣人教诲”压人，觉得治国当循古法，恪守纲常，任何偏离经典的举措都是“离经叛道”。
此人出身官宦之家，族中世代以耕读传家，田连阡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骨子里认定“农为本，商为末”，对草原戈壁这类“不产五谷”的地方向来鄙夷，总觉得那些土地离了“耕读”二字，便没了教化的根基，更谈不上纳入王畿的价值。
此刻他抚着精心打理的长须，慢悠悠出列，那姿态，仿佛不是在议论国事，而是在国子监讲授经义。
任亨泰抚着胡须，慢悠悠道：“陛下，《周礼》有云：‘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此乃千古不易之理。岭北远在邦外千里，风寒地瘠，非我华夏熟地，本就不该强行纳入王畿。”
“况其地多草原戈壁，不可耕种，既产不出稻麦，也生不出桑麻，于大明农本之国毫无用处。士绅百姓若迁去，无田可种则衣食无着，无书可教则教化断绝，如此何谈‘以夏变夷’？依臣之见，不如弃之，将省下的粮饷赈济江南灾民，安抚流离，方合‘仁政’之道。昔年商汤、周文皆以惠民为本，未闻为荒远之地耗竭民力者。”
他顿了顿，又引经据典道：“《论语》有云‘近者悦，远者来’，若朝廷能将经营岭北之财用之于内，使百姓安居乐业，四方自然归心，何必强求岭北蛮荒之众？强行据之，反添烦扰，徒耗钱粮，实非明智之举。”
瞧瞧，这才是状元郎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