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充满激情的创作初期。
那时的他们，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三人之间的关系远超过朋友，丁凌与胡也频这对夫妇给了沈从文远超过朋友的信任，而沈从文也总是能在丁凌与胡也频争吵时居中调和。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三人共同组成的小家。
三人一度被小报描绘成“三角恋爱”的传奇，甚至传言“大被同眠”。
沈从文曾写过的一首《呈小莎》，更是让外界对他们的关系猜测纷纷。
诗句中的暗指，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情谊，如同春日里悄然绽放的朵，虽不张扬，却充满生机。
然而他们的道路最终分岔，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未来，曾经的挚友，也成了文学道路上的陌路人，甚至最后决裂，丁凌痛斥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沈从文虽未直接回应，但私下里却如同“背后挨刀”。
后来丁凌也试图邀沈从文共餐，以缓和关系，她觉得自己已经年迈，不想再让这段恩怨继续下去。
然而，沈从文却保持着自己的自尊，以“怎能与骂我者同桌”为由拒绝，并且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
于是，斯人已逝，徒留遗憾。
沈从文脑海中闪烁着一幕幕的过往，眼眶渐湿，手掌轻抚《中国》，眼见就连过往友人创办的这部刊物也终于夭折，心中情绪说不出的复杂。
有句话说得好，人的一生中通常被认为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死亡是生理上的，这是生物学上的定义，指的是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消逝，此时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死亡。
第二次死亡是社会关系上的，指的是葬礼上，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你在社会关系中消逝，这是一个正式的仪式，让亲人和朋友有机会最后告别，表达对逝者的怀念。
第三次死亡是真正的死亡，是指当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去世后，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被彻底遗忘。这时，你真正地被世界所遗忘，被称为终极死亡。
于沈从文来说，这部倾注着丁凌晚年全部心血的刊物“死亡”，何尝不是丁凌的又一次死亡呢？
丁凌，这位名躁20世纪的中国著名女作家，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无法取代贡献的女作家，将来还会有几人记得呢？
连她办的刊物都容不下，更何况她的文章？
沈从文越想越多，也越想越悲，眼神模糊间，已经老的双眸隐约看到一行醒目文字。
他调整眼镜，好不容易才看清楚这一行字，也是《中国》这部刊物的终刊词：
“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江弦”
沈从文感到身体一抖。
“好！”
“写的真好！”
以“宣告无罪”的强音起始，却以“凋谢”的沉静收束，形成宣言与宿命、抗争与接受的复调。
简练如诗的悲壮，正凝缩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抗争与尊严抉择。
而且“凋谢”这个词用的很漂亮。
“凋谢”并非是自然消亡，而是外部压力下的被迫落幕。
这句终刊词以朵凋零为喻，既流露无奈，亦保留体面。
而且相较于“死亡”“摧毁”这些表述，“凋谢”蕴含自然诗学：
它承认消亡的必然性，同时赋予其尊严感。
另外，在基督思想中，“罪归基督，义归世人”的救赎逻辑，亦为“凋谢”注入牺牲与重生的双重可能。
因此，“凋谢”是生命周期的完成，而非耻辱的溃败。
这样一句终刊词，将一部杂志无奈且耻辱的终结，升华为对文化薪火相传的信念。
沈从文的眸子又渐渐清澈了。
这样一句终刊词，毫无疑问是对他刚才失落最大的慰藉。
“要感谢江弦哟。”他对妻子张兆和说。
“怎么了？”
“他给《中国》写了一句好终刊词啊，冰之若是泉下有知，恐怕魂灵也会觉得安稳。”沈从文一脸欣慰的说。
冰之正是丁凌的字。
在沈从文眼里，他把江弦给《中国》写终刊词的事儿看的很重。
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在墓碑上，以求得人死留名，这便是“墓志铭”。
而对于一部刊物来说，终刊词就相当于这部刊物的“墓志铭”。
《中国》这部刊物的“墓志铭”其实是很不好写的，而江弦以最巧妙的方式给它写下了这句话，以“凋谢”来换取精神上的不朽。
“写的真好。”张兆和读过以后，也觉得江弦这句“终刊词”承载着莫大的精神力量。
“‘凋谢’并非终点，思想无罪，尊严不死，凋谢的瓣之下，土壤永远在等待新的绽放。”
与此同时，关注到《中国》这份终刊词的，当然不止沈从文夫妇这一对。
随着《中国》刊物的停办，这句写在终刊上的终刊词，迅速成为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诗刊》的编辑部迅速讨论起这句终刊词，认为这不仅是一句终刊词，更是一句绝美的诗句。
有人忍不住感叹，虽然江弦的才华更多